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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张北县5月22日电 题:中国探路破解“空心村”难题 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

  中新社记者 陈溯

  杂草丛生,屋舍衰败。走进位于中国河北省西北高原地区的深度贫困村东号村,荒芜的气息扑面而来。但在荒废贫苦的表象下,“复苏”的种子正随着雨水的浇灌逐渐发芽。

资料图:多年无人居住的老房子,有的大门紧锁,有的已经残垣断壁,荒草丛生。 资料图:多年无人居住的老房子,有的大门紧锁,有的已经残垣断壁,荒草丛生。

  东号村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境内,处在内蒙古高原之上,俗称“坝上”,这里终年风大干旱,气候寒冷,坝上与坝下的温度相差近10度。东号村的自然条件更为恶劣,它处于一片盐碱地之上,自来水散发着咸味,农作物产量极低。

  “七八年前,村里已经很难找到活计,离开村里的人很多。”55岁的村民张秀英告诉中新社记者,她的邻居也在那时跟随女儿离开了村庄。

  东号村户籍人口670人,但实际在村里居住的人口已不到三分之一,唯一一所村级小学也在2010年关闭,人口大量流失,空心化严重。目前,东号村常住居民的平均年龄超过65岁,张秀英已算是村里的“年轻人”。

  张秀英之所以留了下来,是因为2013年的一个际遇,如今也成为东号村的一个生机。

  2013年,来自张北县农业部门的驻村工作组进驻东号村定点帮扶。期间,村民袁士明受到驻村工作组启发,承包村中较好的水浇地,做起了蔬菜规模化、集约化种植,并在之后几年与另外两户人家合伙经营,其中一家就是张秀英家。

  到如今,三家经营的蔬菜种植已与山东、河北等几个蔬菜出口公司建立长期合作关系,2016年每家的收入近9万元(人民币,下同),人均3万元,远远超过不少同村人年收入仅三四千元的水平。“今年我们家估计能收入16万元。”袁士明笑着告诉记者。

  定点帮扶,是中国大力实施的脱贫攻坚计划的其中一环。根据官方计划,到2020年中国要实现全面脱贫。

  事实上,东号村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空心化”,丧失劳动力的老年人、残疾人长期处于贫困线下,成为最难实现脱贫的人群。

  看着破败的家和腿脚不便的丈夫,58岁的王凤英不自觉地偷偷抹泪。她说,丈夫因腰间盘突出腿脚行动严重不便,她的手也在早年间致残,两人都已丧失劳动能力,靠政府低保和临时救助金渡日。

  像王凤英这样的贫困家庭在东号村还有63户。他们都是丧失了劳动能力的老年人或残疾人。

  “空心村”问题是中国很多贫困村庄面临的共性问题。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认为,一些村庄之所以空心化是因为没有主导产业,村民只能外出打工,要想解决这部分村庄的空心化问题关键就是发展产业,依托当地龙头企业发展特色产业,并完善当地交通设施和生产条件,从而吸引人们返乡发展。

  然而,中国有大量如东号村一样的,劳动力流失、自然环境恶劣的“空心村”,这些村庄既难以发展特色产业,也没有秀丽的风景发展乡村旅游业,成为中国脱贫攻坚“难啃的硬骨头”。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撤并村庄、易地搬迁扶贫是比较合理的解决方案。“通过人口迁移、兜底政策把这部分人的生活问题解决好。‘空心村’搬迁后剩下的土地可用于国土整治,增加农业耕地和建设用地,用于发展现代农业和其他产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东号村所在乡镇公会镇也正在制定本地深度贫困村的易地搬迁计划,初步计划将贫困人口搬迁至乡镇中统一建设的楼房中。届时,在这个集中居民点,将按照现代城镇建设规范的要求,通水通电,配套养老医疗、文化娱乐等设施。

  尽管东号村大多是土坯房,很多屋舍早已破败不堪,但对于搬迁,村民们却各有想法。家境贫困的王凤英很想搬到政府计划建设的新房子里去。而心里念着蔬菜地的袁士明则表示,搬到镇里照看菜地会有些不方便,一些年纪大的村民也习惯了乡下的生活,安土重迁。

  李国祥表示,易地搬迁必须尊重村民意愿,做好思想工作,避免损害本地人的利益。他建议,可以通过“示范”的渐进方法,让一些村民先感受到搬迁的好处,以及生活水平的改善,从而逐渐带动其他村民搬迁。

  除了通过搬迁改善生活环境,东号村所在地政府还想出了若干能为村民增收的措施。

  东号村虽然土地贫瘠、气候干旱寒冷,却有一大特点——光照强。针对这一特点,当地政府计划利用国家扶贫产业资金发展光伏产业。据了解,村级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将在2017年6月30日之前建成并发电,到时东号村每年可获得40余万元分红。

  又是一年农忙时节,袁士明等人的蔬菜地也繁忙起来,在这个时节,菜地每天都会吸引二三十名65岁以下的村民前来劳作,他们每人每天最多能获得150元收入。

  为了这个来之不易、逐渐发展起来的小小产业,当地官方计划为菜农们建设“恒温库”,用于蔬菜保存。“恒温库可以保存蔬菜半年以上,我们不再怕因为蔬菜滞销带来的损失。”张秀英望着难得的春雨过后显出丝丝绿意的广袤土地,笑吟吟地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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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5月22日电 《黛安·冯芙丝汀宝:我想成为的女人》新书发布会21日在北京举行,除作家黛安本人现身外,其好朋友邓文迪、杨澜也前来助阵并送上祝福,演员王鸥也受邀出席了活动。

  在读者的眼中,黛安·冯芙丝汀宝(Diane von Furstenberg)一直都忠于自己,并忠于自己“想成为的女人”,独立而自由。除了作家身份外,她还是DVF品牌创始人。黛安曾说过:“我并不知道我想要做什么,但是我知道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女人。”当天,黛安身穿斜肩条纹搭配银色短裙亮相,尽显优雅气质。

  在《我想成为的女人》中,黛安分享了自己的成长历程和人生感悟,这些真实记录将启发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思考我们想变成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给生命留下美丽。

  作为黛安好友的邓文迪,在此次活动中主动前来站台宣传。杨澜也对《我想成为的女人》给予了很高的肯定,她说:“我非常认同黛安在书中所说的,如果你只是对一件事情足够勤奋,其实并不会让你做得更好,除非你真正地热爱它。直到今天我对我的采访依然兴致勃勃,对每一个即将接受我采访的人充满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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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人就是这样,有一个人拉滴滴挣到钱,就有100个人去传它,听到的人认为这100个人都挣钱了,其实哪个行业想赚钱都要付出难以想象的艰辛。”

  中新经纬客户端5月20日电(魏薇)后厂村路,被认为是中国互联网的希望之路,在这条路的周围,新浪、网易、联想、百度等中国重量级的互联网公司坐落于此。与它一路之隔的后厂村,虽被巨头们团团包围,却一直低调的作为一个路名存在。直到滴滴等网约车平台传到了这里,村子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滴滴村”。

5月17日,后厂村的空地上排列的外地牌照小轿车 中新经纬 魏薇摄 5月17日,后厂村的空地上排列的外地牌照小轿车 中新经纬 魏薇 摄

  如今,这个名字渐渐不再被人提及。5月20日,北京市网约车新政过渡期即将正式结束,意味着外地牌、非京户即日起不得在京从事网约车运营。曾经近千辆网约车包围“滴滴村”的盛况已经成为历史。

  后厂村—彭水村—滴滴村

  后厂村逼仄的小路间隙和几片空地上,零星停放着几排外地牌照的小轿车,车身被尘土覆盖,看起来已多日没被它们的主人碰过。

  白天的后厂村显得格外安静,女人们在院子里做着家务,偶尔有几个孩子跑闹着,男人们在这个时间都在外面“找活儿”。进入傍晚,后厂村逐渐热闹了起来,外出的男人们回到了这个在北京的“家”,三五成群的在院子里“侃大山”。

  “师傅们,开过滴滴吗?”问题抛出,回答噼里啪啦的传来。“他开过,那是他的车。”操着四川口音的一位打工者指向记者眼前的一位师傅,这位师傅点点头纠正道,“之前开过”。

  他姓庹,重庆彭水县人,一家人在多年前一起来到北京打工。庹师傅介绍说,这个村原来叫“后厂村”,大约住着一千来户人,住户基本都来自四川、重庆等地,尤其以彭水县人居多,所以他们都叫这里“彭水村”。

  不过,“彭水村”这个名字也是他们自己“调侃”取的,外人更喜欢把这里称为“滴滴村”,住户们形容说,鼎盛时,村子周围和村子里的大车小车算下来有上千台,开滴滴的重庆、四川人能占20%。

  传闻——现实

  在成为“滴滴村”之前,这里的外地居民多从事货运、搬家等工作,直到村里有人开始成为网约车司机,“开滴滴能赚钱”的传闻很快在村子里传播开来,并吸引了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动起转行的念头。

滴滴大厦 中新经纬 魏薇 摄 滴滴大厦 中新经纬 魏薇 摄

  庹师傅也被周围邻居带动起来,终于加入了网约车司机的大军。2015年,他花了将近9万元,分期付款购置了一辆东风雪铁龙。

  彼时,滴滴和各大网约车平台正在打响“烧钱大战”,乘客和司机端都有高额奖励补贴,庹师傅也的确尝到了些甜头。“有段时间只要接上乘客,哪怕最短距离下车也有50元奖励,”庹师傅感慨地说,“那时奖励真高。”

  开车也给他带来了一些烦恼,由于是外地车牌,早7时至晚9时进不了五环以内,庹师傅只好昼伏夜出,“刚开始都是整夜整夜的跑,白天休息。”

  “这个行业最重要的就是要吃苦耐劳,”庹师傅的话得到了其他几位认同,在他们看来,任何工作都难免辛苦,只要能赚钱养家。

  但是他渐渐发现,这个行业越来越不赚钱,奖励越来越少,无论再怎么使劲跑,一个月除了油钱,也仅能赚到五六千元。无奈之下,他又干回了自己的老本行——搬家,只是偶尔在晚上跑跑网约车,一个月赚一两千元“油钱”。直到2016年12月21日,北京网约车新政正式发布,庹师傅意识到这行可能再也干不了了。

  新政设置了5个月过渡期。这段时间,司机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外地牌、非京户到底还能不能开网约车?大家讨论了半天也并没有得出什么结论。

  3月29日,滴滴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按照北京市网约车细则的规定,滴滴将于4月1日前停止对全北京地区(包括六环外)外牌网约车进行派单。

  庹师傅也收到了滴滴平台的通知。4月1日后,他的滴滴司机客户端再也没有响起过,他平静的接受了这一切。

  指着那辆才开了不到两年的车,庹师傅说:“这辆车已经闲置了,只能回家的时候开开了。”

  “您以后还想开网约车吗?”听到这个问题,庹师傅摇摇头,“以后开不了了,我也不想拉黑活,风险太高。”

  卖车—买车

  石大爷是为数不多的抵制住周围人“诱惑”的。2009年,他和妻子从河北邢台老家一同来到北京打工,定居在后厂村,同样做着搬家的小买卖。

  石大爷看着路上跑着的外地牌照车辆,看到邻居也买了一辆哈佛,甚至一起干搬家的同事,把自己的货车卖了,买了辆小轿车跑滴滴。“说实话我挺动心的,我也想买一辆,后来我决定再观望一下,结果政策就来了。”石大爷暗自庆幸。

  “外地车牌让跑的时候,几乎每一户都有跑(网约车)的,原来这个村里哪有空地,只要有空的地方,到处都是10万块钱以下的车,”石大爷回忆道,“那时百度的北门晚上6点到9点,都停满了网约车和黑车。”

  17日晚,中新经纬客户端(微信公众号:jwview)来到百度北门附近寻找网约车。如今,等待接活的几乎都是出租车,只有一些下班的人在用手机约着网约车。

  北京网约车细则中,除了规定“京牌京户”,对车辆也提出要求:5座三厢小客车车辆轴距不小于2650毫米(含新能源车),排气量不小于1.8升;7座乘用车排气量不小于2.0升、轴距不小于3000毫米。而后厂村住户们所购买的小排量车,大部分都不符合上述细则的要求。

  石大爷感叹道,当初为了拉活,很多人投资买车,想着这些小排量车便宜,油耗也经济实惠,以后买车的钱能拉回来,现在这些车只能砸手里了,卖了新车也挺可惜的。政策落地之后,村里70%-80%的外地牌照车因为在北京使用不方便,只能被开回老家了。

  “最惨的是卖了货车的哥们,现在把手里的车卖掉也买不回来货车,在熟悉的行业里再也做不了了。”

  就业—失业—再就业

  没了网约车,今后该去干什么?这是摆在后厂村打工者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因为干不了别的职业才做这个职业,结果这个职业也不让做了,北京的淘金梦也碎了。”自从新政落地以后,石大爷看到邻居们都在各自想着办法,“该干老本行的干老本行,干不了老本行的,选择别的职业或者回家了。”

  “干回老本行”是大多数后厂村打工者的选择,昔日网约车围村的画面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排一排停放在路边的货车。

  只是,在滴滴横扫网约车天下的同时,互联网巨头们也将目光投向了传统的搬家行业,后厂村的打工者们想从滴滴撤出、回归搬家行业,却发现这个行业早已面目全非。

  “出租车让滴滴代替了,搬家公司让货拉拉和58代替了。”说这话时,大李倚在门边,拿着手机熟练地操作着网游,屋子里几个人在热火朝天地打着麻将。

  大李也曾短暂的开过半年左右滴滴,“最多的一个月拉了20多天,也就赚了五六千块钱,养车和油钱也得一千多,去年看着行情不好,就不干了,又干回搬家。”

  令他没想到的是,当他转回搬家行业时,58同城、货拉拉等互联网平台也“杀”了进来。大李说:“以前客户会让我们带人带车去,现在客户可以在这些平台上找附近搬家拉货的。再加上去年买房子的多,搬家的也多,今年整体需求也没去年多了。”

  当被问到为什么不在这些平台上注册时,大李愤愤地说,他们把市场给打乱了,以前起步价300元,现在120元,价格太低了,而且还要倒给平台钱,和滴滴都是一个套路。

  坚守—放弃

  “这个村儿里没几个还在跑(网约车)。”中新经纬客户端(微信公众号:jwview)从不同的人口中得到了相同的答案。

  唯一几个在坚守的,是有北京车牌的网约车司机,但在5月20日网约车新政过渡期正式结束后,他们面临的或是不能再继续开网约车。

  在后厂村探访的一天,中新经纬客户端(微信公众号:jwview)没有等到早出晚归、还在坚守的网约车司机,于是只好随机约了6辆网约车,其中仅有2辆是京牌非京户,其余4辆都是京牌京户车。

  而在网约车新政前,据后厂村住户描述,网约车平台上近70%-80%都是非京户的司机。

 小李拿手机展示滴滴平台的网约车司机标准 中新经纬 吴一尘 摄 小李拿手机展示滴滴平台的网约车司机标准 中新经纬 吴一尘 摄

  来自山东的小李就是还在坚守的非京户网约车司机,他现在开的是一位前同事的京牌车,因为关系较好,前同事同意以每月3000元的价格将车租给小李,于是小李注册了滴滴,成为一名网约车司机。

  小李之前在顺义给房地产公司开过车,也在朝阳区给老板当过司机。他喜欢干司机这行,这一开就是近1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位朋友向他介绍了网约车,他索性辞了职,专心做起了一名网约车司机,拼命的跑着网约车。他说“干这个自由点”。

  “我准备拉到最后一天,直到彻底不让干。”小李有一个四岁的儿子,老婆也和他一起在北京漂着,“上有老下有小,这失业的话压力得多大,得拼命干。”

  为了多赚钱,小李一天至少工作十几个小时,去年最长一天17个小时不吃不喝。“那天下车头都是晕的,只有尝试的人才能体会到。”他清楚的记得,那天一共赚了五百多。

  作为一名网约车司机,小李最怕的就是差评。小李回忆道,有一次在中关村拉了一名乘客,在车上聊得挺好,他满以为五星肯定没问题,结果乘客打了一个三星。更令他哭笑不得的是,乘客在评价一栏还写着:“司机师傅开车挺好。”申诉无效后,他只能认倒霉,再努力把星级拉上去。

  “每个新乘客,个人性格都不一样,这太有挑战了。”为此,小李研究了自己的秘籍,就是晚上拉车,因为白天经常堵车,晚上不堵车,乘客的心情会稍微顺畅点,好评自然也不在话下。

  随着5月20日的临近,小李越发担心今后是否还能继续开网约车。“之后万一不让开了,就不知道干什么了,最多到这个月底,肯定要给个说法。”小李也常常在想,会不会再推出一个暂行办法呢?也许他还能继续开呢?

  采访手记:“后厂村”是在京外地人的聚集地之一,这里也是外来务工人员在京生存现状的一个缩影。它与软件园在地理位置上仅一路之隔,但心理距离遥远得像两个世界。整个村子深藏在一排排货车身后,步入其中首先闯入眼帘的是一排低矮的平房,这里的房租大约每月600元,上下铺、公共卫生间和公用厨房几乎是房屋的标配,“禁止乱扔垃圾、垃圾入桶”的标语随处可见。

  “滴滴村”曾让这个村子名噪一时,而当互联网繁华的泡沫散尽、资本的挥霍走到尽头、网约车平台不再接纳这部分群体,他们的选择唯有接受。这些人当中,有的人选择回家打拼,有的人选择为承担家庭的重任而坚守。“滴滴村”的名称可能将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但在互联网浪潮冲击下,“后厂村”是否又会重获新生,值得期待。(中新经纬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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